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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翻转的舆论压力下，帝国也不得不做出应对，在联大提出安南不得私自限制船员正常活动，要求配合调查不等於限制自由，并提出组建国际调查组介入，全面接管船员和油轮本身。
这种做法既能够顺着舆论又能落到实处，国际调查组表面公平，但实际想要查出什麽那可不是当事人能说了算。
唐文当然不能看着帝国接过主动权，沉寂多天後终於迎来了动手时刻。
在联大忙着成立调查组之时，一家奥洲报纸再次爆出大瓜，声称其中一名船员的父亲向他们告发，说自己儿子是被安南情报局收买的线人，被以家人威胁要求破坏油轮，一切都是安南制造的骗局。
阮士雄原本只是个普通船员，他并不是安南人一血统上是，籍贯上是巴硒人。
三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带着年幼的他逃离战乱的故乡，颠沛流离并最终在巴硒定居，而後一直在国外长大。
阮士雄换了很多份工作，最终在诺威公司找了份稳定的营生，在此时当海员虽然辛苦
可工资很是优渥，足以保障家庭不错的生活。
父亲最终因为思乡带着全家回安南小住，依靠着多年积攒的资财做了些进口小生意，总之整个家庭都有向上的势头。
直到安南情报局的人找上门来，要求他做一件事。
阮士雄没有什麽归属感，但当得知自己的家人已经无法随意离开安南时，他就知道自己不得不这样做。
他又在特工的帮助下发展另一名船员作为同夥，互相掩护完成了行动。
事後他一直忧心忡忡，不过好在作为「内部人员」，他被允许在和其他船员的软禁期间单独向家里打电话，算是一种加强控制力的手段。
在宾馆冲击事件後他就更加不安，反覆盘算着怎麽才能不露馅，但这一切最终被一通电话改变了。
安南没有什麽高科技监听手段，只在他单独向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让人看着，不过看守者对这位吓傻的洋鬼子不屑一顾经常不在，因此监管约等於没有。
在他又一次偷偷打电话时，另一端听到的不是家人的声音，而是一串机器般僵硬但迅速的英语：「你的全家已经安全离开，告发是你唯一的机会。」
这段被强行插入的音频结束後，电话里才响起父亲的声音：「士雄，我是你爸爸，我现在已经出海了，盖金是好人，他们还给了一大笔钱。
安南那些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不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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