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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立着一块硬纸板，用黑炭笔写着四个字：还我公道。
字迹潦草歪斜，藏着无尽的悲愤与委屈。
遗像上的年轻人眉眼干净，穿着崭新的白色工装，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眉眼明亮、朝气满满。
看得出来，是过年厂里福利好、人人欢喜的时候拍下的照片，是他最好的模样。
谁也想不到，这张留存欢喜的照片，最后会变成亲人日夜悼念的念想，冷冷摆在破败的厂门口。
遗像前面的水泥地上，还摆着一只搪瓷碗。
碗里放着半个冷馒头，馒头皮被风吹得干硬开裂，边角上沾着一点黄土。
那是他娘每天从家里端来的，说孩子活着的时候最爱吃她蒸的馒头。
现在人没了，饭还得给他留着。
厂区附近新建的派出所民警前后来过两趟，好言相劝，耐心开导。
可面对痛失亲人的家属，面对一条鲜活逝去的人命，所有的劝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都是乡里乡亲，沾亲带故，抬头不见低头见。
民警们心里也满是唏嘘，不敢强硬驱赶，只能蹲在地上陪着家属唠许久。
讲政策、讲道理、劝他们保重身体，到最后也只能无奈叹气，转身离去，半点法子都没有。
软的劝不动，硬的不敢来。
这场对峙，就这么死死僵持着，耗着酒厂的气运，也耗着全村人的心神。
孙经理沉下心，在厂区驻扎了整整两天。
白天他走遍厂房、仓库、工地、办公楼，挨个排查隐患。
夜里就埋首办公室，翻遍酒厂历年账本、收支流水、贷款合同、工程单据。
能查的账目一一核对，能问的人员逐个问询。
越查心里越凉，越问越心惊。
一桩桩、一件件拼凑起来的真相，远比表面看上去的乱象更加触目惊心。
他当即给远在北京的周卿云打了一通长途电话。
电话接通的瞬间，语气带着难以掩饰的沉重。
“周总，白石村的事比我预想的复杂太多。”
“隐患埋得太深，我得多待几天，逐项捋清楚。”
电话那头的周卿云身处京城。
“你只管放手处理。”
“钱的事情不用顾虑，我来拍板定夺。”
简短一句话，给了孙经理兜底的底气，却压不住他心底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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