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坐在办公桌前，面前的灯光把他的脸照得有些发白，窗外京城的夜色已经沉到了最深处。他看着那份文件的后半部分，翻页的动作很慢，像是在让每一段文字的重量都落稳之后，再移到下一页。
文件的后半部分标题是“财阀与公共政策关系评估”。他翻到第一页，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对着镜头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念一份已经反复核对过数遍的清单，每个数字都在同一条线上。
“这份文件的第九十三页到第一百四十七页，是关于财阀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我挑几段说。
第一段——‘在过去三十年中，米国排名前五十的财阀家族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机构、智库资助以及旋转门机制，对联邦立法过程实施了系统性的政策干预。
据不完全统计，五百强企业每年用于游说的总费用约为三十五亿美元。这笔钱不到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千分之五，但它所影响的法案数量超过了国会每年审议法案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三十五亿美元，改变了百分之六十的法案。每一条法案背后都有一份账单，账单的抬头写着财阀的缩写。
不是说三十五亿美元就能买下整个国会，而是说它足以让任何试图对抗财阀利益的政策提案在进入表决程序之前就被取消议程。”
他翻了一页。“第二段——‘医疗改革法案在2010年的通过过程中，医疗保险行业的游说支出达到了四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最终法案中删除了‘公共医保选项’，保留了私人保险公司的核心市场份额。
糖尿病药物价格在法案通过后的十年内上涨了百分之二百一十。’百分之二百一十的涨幅，对应的是四亿七千五百万的游说支出。
他们用四亿多美元，保住了可以在十年内从病人身上多赚百分之二百一十的商业模式。这不是制药公司的商业决策，这是财阀在国会里花钱买来的法律保障。
每一次涨价都经过了法律审查，都是在法案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法案允许它涨价，所以它涨价。法案是谁写的？是财阀的游说团队写的。”
弹幕里有人发了一条长文，被反复顶上来：“我是米国人，我每年为胰岛素支付三千多美元，公司说这是‘市场价格’。我今天才知道，这个市场是被游说买出来的。”
徐坤看到了那条弹幕，没有停顿。“第三段——‘2017年税法改革法案中，企业税率从百分之三十五降至百分之二十一。受益最大的行业是能源、制药和金融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