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雨柱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李泽林说的这些，他比谁都清楚。来江城快四年了，他每天想的就是两件事：怎么稳住人心，怎么挤出点钱来填窟窿。可“输血”的帽子摘不掉，上面要拿江城的财政去填沿海的“试验田”，他这个市长就像个守着空米缸的管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泽林同志，你现在在哪里？”他哑着嗓子问。
“我现在就在江夏郡的农机厂呢！”李泽林说，“刚跟厂长聊完，心里堵得慌。对了，何市长，农业口那边……我也顺便看了看，马副市长管的那块，情况也不乐观。”
“农业口怎么了？”
“今年雨水多，郊区的稻田淹了不少，排灌设备还是五十年代的，坏的坏、锈的锈，水都排不出去。马副市长想申请点钱修水利，可财政那边批不下来，急得嘴上长了燎泡。”
何雨柱沉默了。农业是根基，工业是骨架，现在根基在晃，骨架在锈，他这个当市长的，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行吧。”他深吸一口气，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江夏郡”三个字，“泽林同志，你先在那边盯着，别让工人闹起来。等你回来了，我们开个会详谈，有些事情电话里说不清楚。”
“哎，好！”李泽林应着，又补了一句，“何市长，您也别太熬着，身体要紧。”
挂了电话，办公室里又恢复了沉闷。何雨柱从抽屉里摸出烟盒，抖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呛得他咳嗽了两声，顺着吊扇的风四处飘散，像他此刻乱成一团的心思。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外面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柏油马路都快化了，远处的江面上蒸腾着热气，连船都跑得慢吞吞的。几个穿着工装的工人扛着工具从楼下走过，肩膀上的毛巾湿得能拧出水，脚步却透着股沉重。
这些工人，大多是三代人都在一个厂里干，把青春、把家底都押在了这些老厂子里。可现在，厂子不行了，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
何雨柱掐灭烟头，心里那股憋了四年的火气又上来了。稳定？稳定能当饭吃吗？再这么“稳定”下去，江城这些老厂子迟早得垮！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手指在拨号盘上顿了顿，最终还是拨了出去——是给京城王大山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王大山的大嗓门透过听筒传过来：“柱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在江城受委屈了？”
“老领导，我想问问……沿海那边的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