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家属院的那棵老槐树下，我扑了个空。
钱婶挎着菜篮子从传达室出来，篮子里躺着两根葱。她看见我，步子慢下来，脸上不是往常那种热情。
“炜杰啊，”她先叹了口气，“你来晚了。”
“昨天有人来过？”
“可不是。”钱婶把菜篮子换了个手，“一个穿蓝工装的小年轻，说是厂后勤科的，收废铜烂铁，一斤比你高两毛。我家那堆旧电线，本来给你留着的，人家现款现结，我就……”
她没往下说，但我懂。两毛钱，在这年头够买四个馒头。
“没事，钱婶。”
我蹬着三轮车往第二家去。轴承缺油，轮子每转一圈吱呀一声，像谁在身后叹气。电机厂家属院在西边，要过两条街，太阳刚冒头，柏油路面蒸起一股腥甜味。
电机厂的刘叔蹲在单元门口刷牙，搪瓷杯子上印着”奖”字，红漆掉了一半。他满嘴白沫，看见我，杯子停在半空。
“炜杰，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说？”
“昨天来了个人，穿中山装，夹着个黑皮包，挨家挨户收铜。”刘叔漱了一口水，唾沫星子溅在水泥地上，“出的价比你高两毛不说，还不要票。我攒的那几十斤旧开关，全给他了。”
我攥着车把，橡胶把套被手心里的汗浸得发黏。
“那人是不是戴块上海牌手表？”
“哟，你认识？”刘叔把搪瓷杯子放下，“手腕上明晃晃的，全钢的，摘下来往我跟前一晃，说是正规单位，不骗人。”
我没回答，调转车头往第三家去。
第三家是锅炉厂老周头。我拐进巷口，远远看见他家院门敞着，门口堆着几个蛇皮袋，袋口扎得紧实。我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老周头跟我熟，去年冬天他发烧，我帮他扛过煤气罐。
院门里走出一个人。蓝工装，黑皮鞋，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不是周明远。周明远比他高，比他瘦。这个人矮壮，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假的，镀铜的，风吹过来晃荡。他身后跟出来一个老娘们，手里攥着几张毛票，脸上笑出花。
我站在巷口，没往前蹬。
那个人把蛇皮袋往一辆农用三轮车上一扔，车斗里已经堆了半满。他抬头看见了我，没意外，甚至还笑了一下，露出半颗缺角的门牙。那笑容不是打招呼，是告示——我早知道你在这儿。
他没冲我喊话。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