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头蹲在收购站门槛上，烟锅里的旱烟一明一灭。
“姓周的开价三千五，盘店。”他吐出一口烟，“今天来的，穿浅灰西装，手腕上戴上海牌全钢，跟那天的周明远一个路数。”
我把两大包货往地上一放，塑料布摩擦发出窸窣的响动。
“你怎么说？”
“我说考虑。”李老头磕了磕烟灰，“三千五不少了，比市价高出一截。但这钱烫手——接了，我就是给郑东海喂绳子的人。”
我懂他的意思。郑东海不是在做生意，是在收编。先收了最大的收购站，再逐个收拾散户，最后江城的废铜市场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到时候李老头脖子上套的就不是绳子，是绞索。
“你的打算？”
“关。”李老头把烟锅在门槛上敲了三下，“我先歇一阵。他郑东海手再长，总不能攥着空气做生意。等这阵风过去了，我照样开门。”
我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三百块给他。这是欠他的分成，三七开，一笔笔算清楚。
“你去做你的小买卖。”李老头接过钱，没数，直接塞进棉袄内袋，“铜的事，先放下。”
我把那杆杆秤还给他。他接过秤，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秤杆上的铜星。
“秤我给你留着。”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
红旗乡镇集市逢三六九开。我背着两大包货，天不亮就占了一块地方——供销社旧址门口的石阶下，避风，太阳出来还能晒着。
塑料布往地上一铺，把货一样样摆出来。发卡、头绳、小镜子、木梳、玻璃丝编的手链。这些都是从市区小商品市场进的货，价格没谈好，进贵了。
我捏着一个发卡算了算：进价三毛五，卖两毛一个还亏本。但不能砸手里，亏本也得先回点血。
头绳三毛一把，小镜子五毛一个。我把价钱用硬纸板写了，压在砖头下面。
集上人多起来，农妇和姑娘们挨着摊子看。有人蹲下来挑头绳，拿在手里搓两下，又放下走了。我的价不算贵，但也不算便宜——进货渠道没找对，成本压不下来，想降价都没空间。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我卖了四把梳子、两面镜子。勉强开张。
然后赵强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帮腔的，一人扛着一个纸箱，往我对面一放。
赵强的塑料布比我的大一半，货摆得满满当当。一模一样的发卡、头绳、小镜子，连摆放的顺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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