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海走后的第三天，我准时掀开卷帘门。
锁孔里咔哒一声，铁门往上推，激起一层细灰。九月中旬的早晨已经有凉意，我哈出一口白气，把玻璃柜台擦了两遍。头天晚上刚补了货，五颜六色的头绳、塑料发卡、小圆镜子在柜台里摆得整整齐齐，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兵。
街上静得很，只有扫地的沙沙声。对面老张家杂货铺的张德才正在门口生煤炉，看见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我们之间隔着一条三米宽的街，像隔着一条河。
快十点，才进来第一个人。是个老太太，买了一条缝衣针，两毛钱。她数了二十个一分钱的钢镚，摊在柜台上，一个一个地排。我等着，不催。
中午十一点半，街上突然热闹起来。
纺织厂下早班的女工们三五成群地涌过来，蓝布工装外面套着各色毛衣，叽叽喳喳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她们挤在我的玻璃柜台前，手指指着这头绳的颜色、那发卡的款式。
“这个红的多少钱？”
“八毛。”
“便宜点嘛，五毛卖不卖？”
“大姐，进货都要六毛了。”
她撇撇嘴，还是掏了钱。一群女工，有的买头绳，有的买发卡，还有两个小年轻凑钱买了一面拳头大的圆镜子，说是要放在车间更衣室用。二十来分钟，柜台前面的人没断过，我低头找钱、拿货，脖子都酸了。
这一波过去，数了数，四十二块。
下午像换了个世界。太阳偏西，街上空荡荡的。我坐在柜台后面的小马扎上，翻父亲的笔记本。上面记着这几天的事——不是流水账，是父亲记了大半辈子的那种笔记，字很小，一笔一划。9月15日，店开，收八十七块五。下面一行空着。
三点多，进来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买了两节五号电池，一块二。
四点半，一个中年女人买了包缝衣线和一把剪刀，三块八。
之后就没人了。我坐在门口，看着街对面的梧桐树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五点半，我拉下卷帘门，把今天的钱倒出来数了一遍。
六十三块。
我在父亲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数字。比第一天少了二十四块五。
我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开店不是放鞭炮，天天响。有热的时候，就有凉的时候，这很正常。
第二天下午，赵强来了。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整理新到的货——阿黄从温州发来的一批彩色橡皮筋，包装上还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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