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向盘，去塑造一个全新的美国。
但今天发生的一切，像一盆冰水，浇熄了他关于“最高权力”的幻觉。
他看着白板前正在写写画画的阿克塞尔罗德，看着重新变得意气风发的普劳夫，心中升起一阵前所未有的烦躁。
他这台被誉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强大”的竞选机器，此刻显得如此……小家子气。
他的幕僚们在为“我们成功地把巴菲特的话偷换成了我们的论点”而沾沾自喜。
他们的世界里，全是民调的零点几个百分点，是辩论中的某个得分点，是如何在四十八小时的新闻周期里，把对手的形象再抹黑一分。
而陆泽和巴菲特在乎的是什么？
是几千亿美元资本的流向。是全球金融秩序在废墟上的重建。是这个国家在未来十年里，将由谁来定义游戏规则。
他们，那些资本的玩家，在制定议程。而他，这个未来的总统，只是在被迫地、仓皇地，对他们制定的议程做出反应。
他们在定义“什么是这个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他能做的，仅仅是在他们已经划定好的框架里，去争夺那么一点点“我能比我的对手，做得更体面、更好看一些”的、可怜的空间。
这就是权力的真相吗？
奥巴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那个他即将赢得的、看似至高无上的位置，或者有可能被一个无形的、由资本编织而成的笼子，紧紧地包裹着。
笼子里的人，可以对着镜头挥手，可以享受万众的欢呼，可以签署那些看起来威风凛凛的文件。
但笼子的边界在哪里，笼子里的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是由笼子外面的那些人，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在纽约的顶层公寓里，用几个电话、几句“闲聊”，就轻描淡写地决定了的。
“参议员？”
普劳夫的声音把奥巴马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今晚的辩论，如果被问到注资的问题，我们就咬死‘保护纳税人’和‘高管限薪’这两点，绝不松口。”
普劳夫看着他，做着最后的确认，“只要我们不主动犯错，麦凯恩就占不到任何便宜。这个策略，您看可以吗？”
奥巴马收回了飘远的思绪。
他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标志性的、沉稳而自信的微笑。
“可以。”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口，“就按你们说的办。”
普劳夫和阿克塞尔罗德对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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