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都是附属的，可以抓大放小。
并且，农业社会的治理成本很低，人口流动性不强，每个人的都是“有产者”。
因为哪怕某个人耕的田是别人的，他也依旧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但是到了盛唐，情况却发生了改变。长期的和平与日积月累，让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已经到了统治者不能忽视的地步。
简而言之，社会整体层面的粮食已经有富余，可以养出相对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兴，这本是社会向上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时候，用农业社会的模式，来计算经济产出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国家用收农业税的办法，解决不了新出现的商品经济问题。
大唐无论是货币，还是税收，都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模式的改变。
举例而言：洛阳城内织造的绢帛，质地优良者，或许一匹布就可以换一头牛，或者几石粮食。
而织造它们的人，都是“无产者”，没有被束缚在田亩之中，也无法衡量他们产出多少米粮。
因为这时候价格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官府对这些经济现象失去了掌控。
甚至无法正确认识！
应该怎样引导这些手工业作坊，应该怎么收税，怎么管理，怎么平衡这些手工业与商业等“副业”，与农耕的关系？
一匹质地优良的布，与足以养活普通一家老小一年的粮食，在商品交易时是等价的，但它们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真能等价么？
国家应该怎么调整其中的关系？
城市化造成了治理成本的极大增加，官员数量夜因此急剧膨胀。
而税收的落后，却又让增加的重担几乎全部转嫁到了农业人口上。就算没有土地兼并，社会也会一步步消沉下去，无非是进度条慢一些罢了。
这些问题是关联的，复杂的，隐藏深入的。
方重勇记得，他前世那个年代，国家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换到大唐这边，就是租庸调已经被完全取消。
要是让这一世的人知道农业税已经取消，他们会简直不敢想象那是怎样一个世界。
这就是发展模式的区别，类比于从二维跳转到三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加几倍或者加多少的问题。思路换了，治理方式就必须跟着换。
而封建时代的发展方向，便是土地私有化，国家从田亩中收不上来多少税，然后只能变着法子被动从工商业中获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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