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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北大名师璀璨的50年代，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满级大佬。
当然，高铭先生也不仅仅讲述世界史的老师，也讲中国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讲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体不好，说话声音很低，这点跟夏先生比较像。但是，邵先生的讲义发的很及时，而且还附有极为丰富的参考资料，比较方便大家自学，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很合适我，因为就是自学出身的。”
“此外，还有余逊先生，一年级上的时候，他讲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因为比较难，不过余先生古文修养特别好，他都是边背诵边讲解，我很喜欢，结果大部分学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级下的时候，他讲中国史秦汉部分，起初，大家都担心会跟历史文选一样效果差，结果，一节课下来，大家都服了，因为余先生对秦汉史非常熟悉。”
说到这里，高铭先生突然停顿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很疲惫，那年暑假他刚满50岁就突然发脑血栓，此后一直卧病不起，再也没能重登讲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学术着作不会那么少。”
谈及余孙先生的时候，不管是高铭先生还是俞伟朝先生都充满遗憾。
也是对已逝先生的一种怀念。
高铭先生回忆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来说。
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们的故事。
“还有张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国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张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个棉大衣，经常话到嘴边说不上来就敲脑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时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个时候讲课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讲，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战国封建那一套来讲，讲稿必须上课之前在教研室讨论，极大限制张先生的学问发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提倡者，他的讲稿都是经过中国史教研室讨论通过的，而不是张先生的学术主张。”
高铭先生说完，俞先生补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讲课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依旧知道我们学习，因为张先生踏实，不花哨。”
高铭先生也说，“张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师长。”
北大中青代的老师，都敬佩张政烺先生。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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