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的几个字》，因此，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又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也开始逐渐熟络，自然知道他的文章内容。
他是小辈。
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
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不是很感兴趣。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他就是半桶水，对上李家浩，他也只有听的份。
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因此，他的文章《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也是专攻整个方向的。
除了玺印、陶文，楚简、楚帛书、汉竹简、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
后来，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还合著《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了。
相比较中文系，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也不对，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侯马载书盟主考》。
先不说别的，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
一般来说，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侯马盟书”来形容。
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给郭沫若先生鉴定。隔年，郭沫若就写《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
在郭沫若先生之前，是没有这个称呼的。
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也是《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这个标题。跟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同时刊发在当月的《文物》期刊。
《文物》月刊发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
他1966年《考古》5期发表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
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也没有用“侯马盟书”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载书”。
这篇文章，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
一、主盟的人是谁；
二、这次盟誓为的什么；
三、在什么时候；
四、在哪个鬼神前面盟誓。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