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兰安生在美国去世，逝后被国际公共卫生界奉为泰斗。
他最有名的两个观点就是“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以及“60％的本土化胜过100％的西方化”，前者表明了预防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要和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单凭这一点，他就比王大燮这种人强得多。
沈隆在京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没有完全照抄兰安生的方法，毕竟他开展实验的京城和现在的京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把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预防，另一部分则是诊治；前者让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深入小巷、工厂、学校，把预防保健相关知识编成儿歌、快板儿等通俗易懂的模式广为传播，让预防的观念深入人心，帮助居民实现主动要求预防保健的转变，从根本上提高了公众的健康水平。
而在诊治方面，分配管辖该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要进行大约5—10次的家庭访视，凡经地段护士访视过的病人或病家，不仅有访视记录，卫生事务所病案室也存有他们的家庭记录，将家庭每个成员的患病及健康情况按规定的表格记录下来；每份家庭记录都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查找起来非常方便。
另一方面，地段还和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各科门诊紧密配合，对病人进行及时治疗，如果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立即转送一所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送合同医院；如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回地段，由护士设“家庭病床”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以及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离和消毒措施。
如发现病家有经济困难时，地段护士则将病案转介卫生事物所的社会工作人员帮助解决，这样以来，许多病情都被消灭在轻微阶段，大大减轻了当地居民看病吃药的负担，很快这一模式就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他们对卫生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尊敬，只要穿着卫生事务所的制服从街道、小巷里走过，都会收到亲切地问候，有什么事情需要左邻右舍帮忙，出来招呼一声就行。
慕容武和袁小燕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感到非常充实，不仅开始考虑起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所有城市，如果能把这种模式复制到所有城市的话，中国人的寿命一定会大大提升。
沈隆则摇了摇头，“我们能在京城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学校除了钱，还可以利用实习的名义让学生们免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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