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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李文革只是简单地将社会分工按照传统的农工商进行了分类，他提出政府应该有计划地对这三个领域投入资金或者劳动力，这个计划不是盲目制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过往经验乃至政府目的进行计算，既要保证农业收成，同时还要能够增加政府财赋收入、鼓励商业贸易流通，促进工业技术革新。
目前延州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重工商而轻农业的局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农时是有限制的。在农业还停留在小农经济各自为战局面下的时候。并不是收容多少流民就可以得到多少农民，公田制度执行需要时间。开垦田地需要时间，播种耕种同样需要时间，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天时和土壤肥沃程度等问题，这个转化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但是成千上万地人张着嘴等着吃饭，于是李文革就不得不修路造桥兴修水利，靠这些大工程来暂时吸纳流民地劳动力，既使其体力不被浪费，又不使其因没有事情做而饿肚子。这种政策在二十一世纪被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目地便是拉动内需，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群数量，以确保社会稳定。
但是这种政策显然是不可能长久的，李文革兴建的基础设施虽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在近期内怎么说都是赔钱的买卖，若是一直这么干下去八路军政府只有破产一途。因此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李文革不得不接二连三对外发动战争以获得战争红利，庆州之战实际上是个典型的例子，李文革是靠高允权和郭彦钦这两个守财奴多年来苦哈哈积攒下的这点家底撑过了执政的两个年头，他用这些钱买粮食买马匹买器械买甲胄，以养活他麾下的三十万民众和一万军队。
但是这种政策明显不能持久，像高郭这种特例即使在关中也属于极少数，比如说此番出征夏州，八路军的消耗就明显大于缴获，这样的仗只要再打上一场，李太尉就要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了。因此面对冯家的进犯李文革尽管很是恼火，而他本人对于灵州的地理位置也确实垂涎三尺，却还是只留了一个半团的兵力在西北前线，将主力撤回了延州，并不是他不想打这一仗，而是他觉得发大兵打这一仗实在是不划算----从冯继业对西北盐运垂涎三尺的难看吃相以及冯家拥有军队数目来看，灵州的府库里只怕榨不出多少油水，在豁出老本灭掉定难军后，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令李大将军的荷包冒不起这种经济风险了。
因此延州的工农业比重必须调整，虽然目前靠着买粮食还能过日子，但是此番李彬的封建疏已经和汴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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