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自选择不同，人生轨迹也是大不相同，可谓是失意与得意的代表。
赵彦深自幼聪明干练，热衷游走于权豪门第，最终也凭其才器而被司马子如举荐给了高欢，自此以后便开始了飞黄腾达。
熊安生却乏甚交际之能，唯是躬于学问，虽然也成为了饱读诗书、深研经义的一代儒宗，门人众多、享誉盛名，但在政治上却一直不甚得意。
历史上一直到了北齐河清年间，其人才被阳休之举荐为国子博士，但如今没有等到河清，北齐便被灭了，所以熊安生也是一直隐居不仕的处士身份，到了关中才被察授官职。
熊安生与赵彦深之间本来是乏甚交集的，两人的才能不同、擅长的领域也不同，一个是在朝的高官，一个是在野的儒宗，也鲜少会产生什么矛盾。
可是随着长安舆情将北齐人事弊病炒热起来，熊安生作为在野的宗师，讨伐赵彦深这种旧齐高官自然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和正当性。
所以在这舆情风波中，熊安生也不负众望的直接将矛头指向了赵彦深，痛斥其人嫉贤妒能，继而其门人弟子也都将赵彦深当作了一个声讨的对象。
世人对于有学问的人，特别是熊安生这种硕学鸿儒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滤镜，总习惯于将德行和学问挂钩。但熊安生这老先生，实在不能说节操有多高，或者说是南北朝这时代背景之下，其本身擅长的儒学经义政治变现困难，使其在行事上有种进退失据的笨拙感。
在南北朝时期，儒学属于是在野之学，无论南北统治者表面上多么尊儒崇道，但内心里都是不以为然。虽然不乏南北儒学宗室在朝为官，但细究之下，他们之所以任官，根源还在于他们本身的家世背景，而非所擅长的经义学术。
北朝范阳卢氏学术甚有可称，太原王氏王遵业也是一时儒宗，但他们的仕途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出身五姓之家。诸如熊安生这种没有门资世祚传承的寒素之士，哪怕学养再如何深厚，在学界声名如何响亮，都不能直接兑换成政治资源，老于乡野乃是常态。
熊安生身上也是很有几个梗的，其中一个便是有人欺骗熊安生，言道乡里某村有古冢埋葬着晋朝河南将军熊光，距今已经有七十二世，本来有碑纪事，但被村人藏匿起来。然后熊安生信以为真，掘地寻找却不得，于是便连年诉讼。
冀州长史都被他搞得不胜其烦，做出判词说：“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朝也无此官号。”认为熊安生这一番诉讼实在是没有常识和道理，但熊安生仍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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