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处置，法司自当按大明律例论处。”
“大理寺卿，朕问你，除毛贵等一应内宦外，其余人等，所判刑罚，可有律例可依？”
王振一党，这个范围实际上是很广的，除了宫中内宦之外，还有一部分朝廷命官，锦衣卫，甚至是低阶的杂官之流。
相对而言，那些权势极大的内宦，反倒不是争论的重点，他们是天子家奴，本就不受大明律保护。
何况他们跟王振关系亲密，就算没有土木之事，单论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也够定死他们的。
朝臣们真正争论的，其实是那些，投靠了王振，并且依仗他的权势胡作非为的低阶锦衣卫和杂官的处置。
这些人有些的确罪大恶极，但是有些罪状却也并不重，无非是替王振办事，索取好处而已。
听了新君的问话，群臣心中大约便有了底。
既然提了大明律例，这么说来，是要轻判？
被天子点了名，俞士悦自然不能再闭口不言，上前一步道。
“回皇上，除内宦一干人等外，依附王振的官员，锦衣卫，匠人等虽有罪状，然若依照律例，的确罪不至死。”
“三司会审之时，臣等合议，王振罪恶滔天，为警示后人，故俱判斩刑，然若纯以律例而言，此份判罚的确显得过重。”
朱祁钰点了点头。
这其实在大明朝是常事。
事实上，除了秦朝之外，历朝历代在对于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律法都只是判罚考虑的其中一种依据，但不是全部。
毕竟，多数情况下，案件的判罚为的是维持统治的稳定。
为了达到这一点目的，在实际的案件处置当中，所参考的依据实际上有很多。
对于正常的案件来说，除了律法之外，还有以前类似的判例，这两者是判罚的主要构成。
若是像王振这样的大案要案，正常来说，判罚的依据有四个，其中两个，分别是律法和之前类似的判例。
另外的两个，一是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二是朝野上下的民情民意。
除此之外，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礼法道德，也可以成为判罚的依据之一。
至少在目前的大明来说，这几种判罚的依据，效力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俞士悦说，单纯按照律法来判，是罚的重了，但是若是按照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来说，从重却是合适的。
不过，俞士悦话虽然如此说，但是透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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