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中国自己的儒家哲学中关于宇宙自然的世界观体系已经定格了，就是理学和心学两大体系。理学虽然强调“格物穷理”，但同时又将“天理人欲”之说抬到了至高的位置——事事都得存天理，人人都要灭人欲。实际上就是把理学所认为的“天理”至于“造物之主”的地位加以绝对崇拜了。
同时，他们又将必须绝对崇拜的“天理”和儒家的伦理教条挂钩，将伦理纲常等同天理，而把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东西一概视为“人欲”。
靠着这种“传统思想方法”去攀科技树......的确有点困难啊！这个科技树是奇技淫巧，都是大大的人欲啊，必须毁灭的！
至于被后世捧得挺高的心学，其实也不能用来指导攀科技树，但是却有利于引入西方自然哲学。因为心学讲究“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实际上清空了理学打造的儒家世界观——也就是儒家对宇宙万物之源这些终极问题的解释。
说得易懂一点，天理就是儒家的上帝（上帝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主或造物主），心学就是推翻了这个上帝。
从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心学是很有害的！
因为儒家天理的来源不是天启（就是由基督或先知传达），而是思辩，基础并不牢固，不能让心学来刨根问底的！
而心学在推翻天理人欲之说后，又没有办法提出自己的终极道理，于是在心学大兴的明末和日本幕末，西方的那一套东西就很快流行起来了。
而在理学强大的清末和朝鲜李朝，传统文化思想的抵抗就顽强的多......
所以身为洪兴皇帝的朱慈烺，他面对的情况和清末的什么洋务派、维新派是不一样的，东南一大堆“心即理”的大儒，人欲一个比一个大。不等朱慈烺去大力推动，他们就自己引进西方的奇技淫巧学习研究起来了。
因此朱慈烺的当务之急，不是推动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哲学的东渐，而是要有控制的吸收——不能让上帝跑来抢了天理的位置！
澳门议事局这个特殊的藩臣，正好可以帮洪兴皇帝控制一下西学东渐的节奏和方向。
而西方的航海技术，当然得重点引入。而引入航海技术并不是请几个洋人船长开个学校就完事儿的，还得开辟赚钱的航线。只有赚钱的航线才能给航海学校的毕业生们提供足够多的实践机会。只有足够庞大的海洋贸易，才能养活足够多的水手，而足够多的，能够跑远洋的水手，才是17世纪海上争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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