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也不再进贡美女，皇室少了，太监也少了，人少了，政治清明，很多矛盾也就少了。
内阁大臣们把昨日整理的奏疏送到文华殿，除了特别紧急的公文外。
朱高炽大多批复同意。
工作了一上午，中午返回春和宫与家人们吃过饭，午间歇息了片刻，下午开始接见一批批的大臣们。
“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它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僚阶层。”
“科举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科举制度也有局限性，我们要改进它。”
朱高炽与杨士奇等人说道。
杨士奇结束了外放的道路，重新回到了内阁，很快获得了重用。五十岁的杨士奇，走遍了大明的天下，在北平学习过工业化理论，朝廷担任过要职，负责过南洋老挝等地，可谓是经验丰富。
如今的大明，关于国家管理制度，有了许多的声音。
特别是随着西部七省总督胡广的急病，让朝廷揪心了许久，一直到黄淮抵达了撒马尔罕，朝廷才松了口气，皇帝南下，朝廷的主要精力投放到了南洋，西部七省要是乱起来，大明就会焦头烂额。
有人不光提出废止科举，还提出了边远地区的总督等重要岗位，必须要年富力强，身体健康的大臣担任，避免再出现胡广类似的事情。
朱高炽不太认同。
一个国家绝对是有治理思想的，否则就不是国家。这些思想往往受到其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包括西方记载迷雾重重的希腊。
古希腊也是推崇“士农工商”的思想，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论，认为这四个阶层各自有其职责和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其中，“士”是指保卫国家的武士，“农”是指提供粮食的农民，“工”是指制造物品的手艺人，“商”是指进行贸易的商人。
中国最开始的贵族其实就是士，属于军事阶级，可随着国家的发展，军士阶级的破坏实在太大了，才有了文武的分离，各司其职。
对于国家的治理思想，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哲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探索道路。哪怕是新兴的国家美国，也采用了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国家思想为基础。
“农业社会的稳定，与工业社会的大发展，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但本质上的核心还是稳定，只有稳定的前提，才能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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