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里，就不可能实现了，必须要将精力分配，有所取舍。
所以连片刻迟疑都没有，他就将诗赋放在第一，经义放在第二，策论排到最后。
这似乎不太对，后面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很多大儒都认为，诗赋是无病呻吟，清谈空洞，策论才能看出一个学子真正的水平，展现才华该琢磨策论才是。
但狄进很清楚，诗赋可以清谈，空洞无物，策论也是可以清谈，空洞无物的……
参加科举的考生，大部分都是没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或者考了小半辈子的中年人，埋首案牍，让这些人写策论，要么就是模仿先人的成功之作，要么就是眼高手低的泛泛之谈。
实际例子嘛，可以参考后世一道题目，如何解决退休人员再就业难，出题人也不想想，需要削尖脑袋往里面挤的人，真能切合实际地回答出这种问题来？已经挤进去的都答不出来……
同样的道理，古代科举优先诗赋，确实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真要以为全靠策论，就能看出考生的才华，那同样是想当然。
科举考试本来就是以评测考生的知识储备和智力为优先的，官场磨砺和社会毒打自然是到做官时候来经历，两者不能颠倒。
所以狄进看了一遍策论的题目，脑海中构思好大致的思路，就将主要精力放在诗赋和经义上面。
经义代表基本功，能够提升考官的好感度，诗赋更是重中之重，让考官对自己青睐有加。
有了重点后，这段时间研究主考官风格的用处就发挥出来了。
根据狄进的分析，作为西昆体的开创者之一，刘筠近几年来似乎也意识到，这种文风越来越朝华而不实的路上前行，正在寻求突破与改变，一味跟风的西昆体已经入不得对方法眼了。
实际上对于其他考官来说也一样，文笔和观点，总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才能脱颖而出。
毕竟省试的考生，都是从地方上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成功者，差距已经大大缩小，而省试的考官，比起各州的考官数目要多，但试卷也更多，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先声夺人的路子绝对好使。
这其实也是后来太学体为什么会大行其道。
太学体可太新奇了，怎么古怪怎么来，怎么生僻怎么来，最初考官一看，哎呦，这个没瞧过，一股清流啊！录了！然后全是“清流”涌了过来……
所以太学体的名声比起西昆体更差，被淘汰后连作品都没留下来。
狄进其实也考虑过，是否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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