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就是花钱。”
事实上，这只是纯理论的猜测，也就是哪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提出这个理论的李嘉图自己，都并不认为上述猜测在现实中行得通，但后世的巴罗认为，理性的人们确实是如此行事的，就是政府还债的更高税赋可能部分会落到后代人身上，但人们都是关心后代的，因此还是会为后代着想而增加储蓄以应付还债，这就是基于“李嘉图等价”衍生出的所谓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
根据这一定理，政府因减税措施而增发的公债会被人们作为未来潜在的税收，考虑到整个预算约束中去，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公债和潜在税收的限值是相等的。这样，变化前后两种预算约束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而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
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能看出来这个理论不太对劲，人哪有考虑那么远的？
所以，“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遭到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评。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疑问之一就是人们是否有动机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来增税因素而储蓄。
如果写一段文献综述，那就是.莫迪利阿尼在有限期界理论中提出，人们并不关心生命以外的事情，因此发债带来的减税效应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托宾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限制条件过多，与现实不符；曼昆从消费者的短视、借债约束和代际财富再分配三个角度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原因。
巴罗提出“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实际上是为了证明财政政策的无效性。
夏原吉脑袋转的最快。
夏原吉说道：“从姜先生的解释里，虽然可以看到，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大明国债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定理都能成立。”
“但是。”
夏原吉话锋一转，道：“这个等价定理，恐怕无法解释我所说的现象吧。”
“你说。”
“快说！”
看着姜星火和朱高煦的催促，夏原吉沉思半晌道。
“假如一些、或全部譬如某地发生了瘟疫或战乱或洪水之类的灾害，买了大明国债的老百姓，在朝廷偿还大明国债之前就去世了，这些人既享受了朝廷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须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因为已经死了），那么，他们生前的花钱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
“对啊！”
朱高煦跟着思考：“若是人死了，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