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因此必须有新的道德理论对此进行弥合，王阳明选择的道路，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就是把普遍真理与吾心融合在一起，用内在的自觉，替代外在“天理”的强制转化，从人的内心进行规范。
这种思路的根源逻辑就是“良知”作为外在天理与吾心相融合的良知，既内在于主体之中，又构成了普遍的规范。因此只要把良知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世人的一切言行也就会按规范进行，自然就可以符合大部分传统道德伦理的要求，又能避免程朱理学那种极端死板保守的思想荼毒。
那么，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两个问题。
“致良知”这三个字，为什么被称作明代中叶社会风气的救时良方？
说到底，“致良知”还是要求道德反省，那与理学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别看字少，但是真管用，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保守腐朽的道德观念，已经切实成为了社会继续进步的阻碍，整个社会急需新的道德观上的指导思想出现，来为社会进行减负，解除思想道德上的沉重枷锁。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两方面的区别，其一是在逻辑关系上，理学的道德准则，是天理施加给人性的，具有高高在上的性质，而“致良知”则是人对内心的自我反省，是不被外力施加的，相当于你自己心甘情愿想去做而不是被人摁着头去做；其二是在实践关系上，“致良知”本身就是方法论，与“知行合一”结合在一起，主张求真务实，主张实践出真知，是有一整套配套方法的，而且在践行过程中简单易行，比过去理学玄妙的心证修养方法要易于推广实践的多。
任何学说或方法都是如此，越容易让人理解，越有标准步骤，就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所以心学在明代中叶一经推出，马上就成为了显学，嘉隆万时期相当数量的内阁成员，都是心学的信仰者。
而对面的杨士奇则是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安。
这种不安，倒不是杨士奇提前意识到了什么，实际上，对于这种在此方世界从未问世的新理论，根本不可能有人认识到，而是杨士奇看着眼前沉静自若的姜星火，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压力。
姜星火太自信了。
这种稳操胜券的感觉，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看着姜星火的眼睛时，甚至感觉能读懂对方的想法——
‘呵，你输定了！’
这种超凡的自信和笃定让他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