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衣卫送来了郭图回家后的消息，看他那样子，张冲就明白他应该是懂了的。
这郭图的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力和专业的确无话可说。
此前他被自己贬斥，发到大理寺做了个协办，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
大理寺也叫廷尉，当年刘辩搞甘露之变的时候事败，大将军何进将廷尉改名大理寺，专门审查涉案皇党分子。
之后这廷尉也不被改回来，倒不是大理寺这个名字有多好，而是自此之后，关东朝庭就在事实上停摆了。
等泰山军入京都，自然是要定名分，安民心的。而处理那些积压在大理寺的诉讼案子，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内容。
于是，张冲专门让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图到了大理寺协办这件事。
而郭图果然能力拔擢，对于这些积攒多年的案子，郭图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除了因过久而无意义的案件外，其余都在棘数下审理结束。
不仅审理得快，这些案子也让人心服口服。
当然，张冲也看过几次审案，说实话就技术手段来说，并没有多出彩。
但在这个以《春秋》决狱的时代，双方往往争的是以道理，谁的道理对，谁就合法，反之就违法。
所以郭图往往并不需要从技术上确定谁是有罪的，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确定就行。
而郭图决狱的理念根本，就是那本《公羊传》。
众所周知，汉代都是按照《春秋》这本经书来审理案件的，但其中的细节却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
《春秋》有三经，分别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这三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有重合，但概要言之，那就是《左传》多叙于事，而《公羊传》、《谷梁传》则多释于义。
而这当中《公羊传》、《谷梁传》又是比较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
他们对于经文文本的阐释中，其中以《公羊》为进步，多主张变革，而以《谷梁传》为保守，多主张维持现有秩序。
当年汉武帝与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关于《公羊》和《谷梁》的公案，就可以见到两经之异。
武帝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尊《公羊》的，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经，更多的是此经暗合着武帝本人的政治诉求，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开拓进取。
所以当时武帝的儿子戾太子也是学的《公羊》，但忽然有一天，其人竟然问自己的讲经博士，《谷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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