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余字，《论语》一万三千余字，而《孟子》则有三万四千余字。
和《论语》相比，《孟子》中的思想更纷杂，也更加激进。
孟子是幸运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儒家的力量远远大于孔子所处的时代，他得到的待遇也远远好于当年的孔子。
孟子也是不幸的，战国时期远比春秋时期纷乱，除了儒家，还有各家力量趁势而起。
《论语》之中，主要是孔子与弟子交流之言，虽与王公交谈，诸如鲁哀公、鲁定公、齐景公、卫灵公等等，但内容也并不多，所占篇幅也有限。
《孟子》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诸王诸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如鲁平公、齐宣王、滕文公等，《孟子》开篇第一句就是“孟子见梁惠王”，书中甚至多有当面批评和顶撞诸侯之言，这在《论语》中是少见的。
这虽然说明当时儒家更受诸侯尊重，说明孔子与孟子性格不同，但也说明一件事，孟子对宣扬自身政治主张的**更加强烈，直到屡次失败后才放弃，开始专心教书育人。
孔子曾经从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鲁国要职，所以他虽然讲仁义，也谈政事，但非常节制，在诸侯面前把自己当臣子，周游列国更是在传播自己思想。
但孟子不同，他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有丰富的从政履历，虽然谈政事，但在君主面前把自己当老师，他也周游列国，但他更像是要当帝师来推销自己的思想。
一个传播，一个推销，自然有所不同。
在写《孟子新注》时，方运的态度和写《论语新注》不同。
在写《论语新注》的时候，方运几乎是倾其所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在写《孟子新注》的到时候，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内容，方运则有所保留。
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方运大加称赞，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方运的意译引申往往都长篇累牍，着墨之重远胜其余三书。但凡是涉及具体的为政之法，方运大都一笔带过，不会肯定，但也不会否定，甚至连两头大妖王都看出来方运在故意避开。
鼠汰王曾经问过缘由，方运则微笑作答。
“为政之事，孟圣言之有理，行之不明，不如杂家远矣。”
鼠汰王与狼渊王轻轻点头，杂家起源是吕不韦，论政治手段，十个孟子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吕不韦。
但是，鼠汰王敏锐地发现，“言之有理，行之不明”，用难听的话说便是孟子的想法是对的，但却很难施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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