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辩说道：“减免田租解决不了问题，而减免算赋与田租一样，很难让最需要的人受惠。”
减免田租的问题自不必多说，至于算赋，原因也很简单，不管免与不免，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贫民都是没钱交算赋的。
不交算赋，就触犯了律法，是犯罪。
若是碰到个有良心的长吏，说不得贫民乐得被官府抓起来，这样起码还能有口吃的，饿不死。
可若是贫民在家乡活不下去，又逃离了户籍所在，那便是流民。
流民如同草芥，死了也无人在意。
因为今年北方的旱情影响甚广，绝非是百姓自发的迁徙就能避开的。尽可能少地让百姓背井离乡，将一切统筹在官府的组织管理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刘辩只能选择相信地方的官吏。
不过，他无比庆幸自己整顿了这几年的吏治，如今余威仍在，应该能让官吏们有所畏惧。
而要维持国家的运转，钱粮又是必须的。
要想让官吏们踏实办事，尤其是底层小吏，俸禄是绝不能少的。也因此，此次旱情牵连甚广，刘辩不可能大手一挥直接免了北方的所有赋税。
就算用尽国库的储备加上他全部的私房钱、再榨干贪官污吏们的最后一滴血，最终挺过了这次，可之后呢？没了钱，就算是皇帝，想做事也没那么容易。
以人头来计的算赋是压在贫寒百姓身上的一道枷锁，足以压垮他们的生活。
如今汉室的口算不分男女都要缴纳，只有与兵役相关的更赋才仅限于丁男。
待到隋朝之时，税制久经变化，租庸调针对的主要就是男子了。赋税的对象发生了转变，直接导致了那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些生理男性自认为是女性。
并且还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直接“领先”西方一千五百年。
当然啦，对于这种通过“自认为”的方式不给皇帝尽忠的行为隋文帝自然是非常反感，于是乎在他一统南北后，没多久就专门搞了大索貌阅——即官吏带着户籍名册下乡挨个辨认。
查到那种“自认为”的，结局可想而知。
真正等到赋税的大头开始与田地挂钩，还是要等到唐朝安史之乱后的两税法。
但那时的唐朝已经无力解决两税法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乱象了。
刘辩这些天看到天下各地郡国传来的不同的消息，都向他明晃晃地传递着这么一个讯息——不能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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