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学派”和“思想”遗忘的土地，更适宜于同舟社这种根治底层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
蒲离卜、普察奴、韩观、萧引古等，被徐泽留下继续任用的辽国官员，
其实只是同舟社政令的执行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实际上，他们所有的决定，
都必须依靠同舟社的基层组织，才能落到实处。
这几人也一直在主动接受，积极学习同舟社的管理理念和先进方法。
当然，这和几人的觉悟高低没有多少关系，纯粹是幸存者偏差。
不仅是同舟社社首徐泽的有意识选择，
同舟社作为一个发展了几年的严密组织，已经开始具备自我意识，
尽管此时还很弱小，但在辽东这片人文荒漠，
它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自主选择需要的人才。
而对于几百年以来，一直挣扎于温饱线以下的绝大部分辽东百姓来说，
能看到希望的“吃饱穿暖”诱惑，和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
比什么“学派”“思想”“种族”和“皇帝”都要靠谱。
哪怕现在同舟社突然退出东南路，辽军渡海而来，或是金军南下，
本地百姓也会用手中的刀枪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打破种族隔阂，深入村社的互助组和保甲组织，给他们提供了这个能力。
这就是徐泽能够放心离开的底气所在。
而作为“大后方”的登州，
在朝廷的“乱政”和新任知州宗泽的放任下，
官场和驻军正在被同舟社迅速吞噬。
朝廷紧急调拨过来，加强第一将实力的军械甲胄，
也被换了旗号的同舟社登州第四将直接接收。
唯一可能出现变局的地方——大宋朝廷，这段时日，却是一派盛世气象。
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高丽使臣李资谅，
在诗中，都知道赞颂“黄河再报千年瑞”，
其余各国和大宋的各路神仙，又怎么可能反应迟钝？
高丽遣使来朝后，
占城、大食、真腊、大理、夏国、于阗等国相继进贡，
西南茂州夷郅永寿也内附大宋。
天子一高兴，便下诏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册封大理国主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
道君教主皇帝还亲自参与上清宝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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