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受知登州事龚孝序之邀，配合官府“讨论”税法改革相关条款，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对于叛乱骨干余、黄、钱三家的判决，裴宣秉承了徐泽之前有交代，重典当用，但勿要滥用。
后世已经没了夷族之刑，此刑即指一人犯罪，诛灭亲族，一般有夷三族、五族、七族和九族，夷三族是最轻的处罚。
赵宋上承混乱黑暗的五代乱世，立国时，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为了震慑不法，滥用了很多野蛮酷刑。
比如，沿用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对某些重犯实行“决杖，黥面，配役”的刑罚，将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
此刑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刑措施，实质却是汉代就已经废除的肉刑复活。
规定的死刑有绞、斩两种形式，后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
因国内矛盾众多，民怨深重，为震慑人心，镇压民众反抗，赵宋又于法外施用了腰斩、凌迟、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酷刑。
徐泽并非嗜杀之人，自掌兵以来，一直慎用武力和重刑。
以徐泽的本心，其实并不想施用夷族这等酷烈手段。
但乱世当用重典，同舟社虽掌管登州数年，很多百姓对刑罚的认知却还停留在赵宋，不施用重刑难以震慑人心。
若不能一次性达到震慑效果，搞不好以后还会人以身试法，会死更多的人。
夷一族是为震百族，怀小仁只会害大仁。
徐泽并没有通报登州税法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一众官员也没有追问，因为没有问的必要。
经过这段时间的轮训，他们已经明白，同舟社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的任何政治势力，真正的根基在底层，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解决治下社会阶层上下流通不畅的问题。
不仅要重新打通由下到上的晋升通道，还要确保这条通道长期畅通，就必须由上有下流通，以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
税法改革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事实证明，这一手段很多人并不认同，作为同舟社“根基之地”的登州改革还没开始便发生叛乱，就是明证。
但徐泽不在乎社会上层的认同——这是造反派和改革派的本质区别，同舟社治下，徐泽有信心也有实力镇压所有叛乱。
正如其人对朱武所说那样：同舟社可以选择造反的方式是温和还是暴烈，被造反者却没权力讨价还价，要么主动配合，要么接受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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