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加连续灾荒，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
而东京道的女直人完颜阿骨打和渤海人高永昌接连叛乱建国，只是这些社会集中爆发的外显形式，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社会矛盾。
相对而言，东京道和上京道部分地方经过激烈的战争后相继易主，反而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
尽管这些地方的军民投降金国后，并没有因为由辽人变成了金人，就能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频频出现的灾荒。
但作为先投降者，至少还能跟着女直人的后面喝汤啃骨头，享受女直人漏下来的一点战争红利，得以转移部分社会矛盾。
而处于准前线又坚持到最后的兴中府、宜州等地，则长期承担着支撑战争的巨大压力，民力早已透支。
社会各阶层尽皆厌倦了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都盼望着能够改变现状。
可金国拿下这些地方后，不仅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解决处于爆发边缘的社会矛盾，还在原本的社会金字塔顶层又增加了一层，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为了备战灭辽和削弱各地的反叛潜力，金国对新征服之地的抽丁和征税又极重。
长期的怨气堆积，终于在金军又一次的抽丁征粮中爆发，暴动的兴中府和宜州百姓杀死了金人派来的官员，赶跑了驻守镇压的军队。
得益于去年耶律大石和耶律阿息保在金国腹地的搅风搅雨，金国各地驻守维稳的兵力分布更加合理，反应也更快，但这次叛乱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新问题：
叛乱后的兴中府和宜州官民自知无法对抗即将反扑的金军，为求自保，向南面的锦州派出了使者，请求归附大同。
驻守锦州的武松早得过徐泽的吩咐，自然不会破坏同金两国之间的盟约而为叛乱的金人做这等冤大头，当即明确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不过，他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其人一面派快马返回燕京汇报此事，一面又派使者前往建州，向前来平乱的金军统帅完颜昌表达大同方面对兴中府和宜州百姓遭迫害一事的严重关切。
完颜昌害怕引发两军大战，只能逗留建州，派信使请大圣皇帝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