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一度不好，调养了好些天才恢复正常。
同一日，知枢密院事李纲出任淮南东、西路宣抚使，许瀚接其任，并以尚书左丞耿南仲为门下侍郎。
此举同样是进一步巩固赵桓的帝位，更是为了安定天下“人心”。
四月初九，太宰吴敏上札子：
“《六经》垂训，盖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犹之江、河、淮、济，经营中国，终入大海。自三代以后，凡生民有一饭之安，皆《六经》之功世……
盖由之而不知，其独恨强秦之祸，礼缺乐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经术自任，又废其一，其意以谓《鲁史》既亡，而《三传》不足取信，则《春秋》永无复可考……
臣愿下明诏，复立《春秋》学官，今岁贡举，遂以取士，庶几同讲圣人之遗经，以辅世教。臣不胜大愿。”
赵桓准其奏，乃置《春秋》博士。
四月十二日，置详议司于尚书省，讨论祖宗法，以吴敏、唐恪、李邺三人领其事。
拥有亿万生民的大宋王朝是极其复杂的组织体系，不同于走错了方向说回头就能立即回头的个人，任何朝政的实施必然会给整个时代造成甚远影响。
即便是尽复祖宗之法，也不能随便割裂历史粗暴的一刀切。
这两道诏令不再是空洞的“复祖宗之制，寝罢一切害民之法”的口号，而是进入了政策转弯的实质准备阶段。
但即便赵桓有如此决心和行动，仍有一些臣子不买账。
这些人认为详议司与旨在推行变法的神宗朝条例司、道君朝讲议司实异而名似，难以体现恢复祖宗之法的诚意，甚至有可能学道君借古改制。
既然是“复祖宗之制，寝罢一切害民之法”，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
百年前都能运行良好的祖宗之制绝不可能现在运行不好，一刀切就完了。
因不少大臣一再上书要求罢掉详议司，赵桓不堪其扰，咬牙坚持了一个月后，只能再次“顺应人心”，撤掉了这个专门为朝政过渡而设的政府机构。
四月十七日，诏开经筵。
并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戬、李彦之公田，朱勔之应奉，童贯征同之战，孟昌龄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开疆，
关陕、河东之改币，吴越、山东茶盐陂田之利，宫观池苑营缮之功，后苑书艺局文字库等之费；
又若近习所引，献颂可采，效用宣力，应奉有劳，特赴殿试之流，所叨恩数，一褫夺之。
既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