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正乾七年的二月中旬，夏国濮王李仁忠为首的贺正旦使团才结束大同燕京之行，匆匆返回兴庆府，为本国君臣带回了任务失败大同即将出兵的消息。
其实，正乾皇帝自始至终都没有单独接见夏使，大同朝廷也没有公开谴责夏军趁乱侵占陕西土地的“不听话”行为。
可务实的夏国君臣仍然从大同外部尚书王四拒受《夏宋历史舆图》以及世子李仁爱出家等异常猜到了正乾皇帝的恶意，得出大同即将用兵夏国的结论。
李乾顺、李仁忠等人暂时还无法确认的只是大同帝国此番究竟是要借机灭亡夏国，还是教训不听招呼的藩属国，以展示宗主国的威严不可冒犯。
两种猜测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人支持。
但持后一种观点的大臣更多，且大部分人认为大同就算出兵讨伐夏国，战争的规模也不会太大。
毕竟，大同帝国当前的死敌乃是死而复生的赵宋王朝。
尽管同军一直压着宋军打，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宋政权依然拥有巨大的战争潜力。
同宋矛盾不可调和，必须有一方倒下，或者双方都打不下去了，战争才可能结束。
在大同灭宋之战未停，陕西六路同军仅得三路的情况下，贸然起大兵灭亡本应该作为助力的夏国，实在有违常理。
不过，民穷国弱的夏国不比人口众多财税充足的大宋，不抗争就亡国的现实让夏国君臣一直都有很强的危急意识。
李乾顺等人哪怕认定了大同暂时不会对夏国发起灭国之战，也拿出了百倍的警惕，不敢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夏国主随即再遣使者前往燕京，坦率承认本国违背上国天子号令，擅自攻取陕西宋军的错误，
却又辩解此举乃是呼应宗主国灭宋的军事行动，绝对没有对上国不敬之意。
李乾顺还承诺同军只要攻下了泾原路，夏国就立即退军，拱手奉上专门为上国打下的西安州和怀德军等地。
夏国主避重就轻的话术自然逃脱不了正乾皇帝的火眼金睛，而李乾顺欲引同军继续攻打宋军的计策就更让徐泽厌烦了。
这一次是夏国单独来使，正乾皇帝却以“未到入贡时间”为由拒绝接见，只让王四代其回了一句“夏国主可曾记得《讨宋檄文》原文？”
徐泽在前年底发动灭宋战争之前，特意发布了第二道《讨宋檄文》，除了阐述大同灭宋的正当性外，还着重强调了任何人都不得借改朝换代之机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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