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冗官过多，使得朝廷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六部之中的官员经常互相推诿，堂倌推给司员，司员推给书吏，常常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变为一纸空文。
外省督抚大臣要办一件事，往往要从县一级开始逐级上报，到他们手上最快有时也要数月。
而为了起到互相节制的作用，朝廷还常常在一个职位上设置数人，最后各个官吏均懒于从事，导致一事无成。
比如清初漕运每年四百多万石，运米本来是商人的事，朝廷却设总督一级的官员办理，沿途各舱搬丁、搬运船丁等多达十万人。
由于冗员过多，致使每担米的运费高达十八两，仅漕运一项，国家每年要支付千万两白银，成为财政上的一大负担。
而且冗官、冗员过多，也会严重败坏官场风气。导致在职官员大多委琐因循以自保，而等待上位的官员则拼命钻营。
如此上行下效，自然令官场黑暗无比。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
至于胥吏就更多了。
据史料记载，清朝中期，直隶省大县胥吏一千余人，小的也有数百人、百余人。
乾隆年间，有的知县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前往，多达一百多人。
而这些胥吏大多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也就是说县里不会发给工资，最多只是管饭而已。
如此一来，那些胥吏要想赚钱，自然是想方设法，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甚至盘剥百姓，敲诈勒索。所以古代才有“无吏不贪”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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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项南才要改革官制，一来明确各部官员的职能，免得有事没人做，出错没人背；二来解决胥吏的问题。
保证每项工作都有人完成，既不造成工作积压，也不造成人员闲置。
这样一来，多出的胥吏就不允许再有了。往后每查出一个胥吏，就直接找官员问责。
另外就是给胥吏提升的渠道。
胥吏之所以有“无吏不贪”之说，除了没有编制，没有工资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胥吏不能升职，甚至连科举都不能参加。
明太祖朱元璋专门立法，把皂隶、马快、步快、捕役等胥吏与倡优等行业一起，列为贱民，这些胥吏及后代不得参加科举。如有违反，杖责一百。
清朝时候对胥吏稍微开恩，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考试出职，但所获得的职务最高不能超过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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