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解明新闻，特别是还有罗贯中罗大作者所撰写的各式话本连载，让百姓们对报纸顿时趋之若鹜。
报纸上的内容，很快就主导了应天各式茶馆酒馆百姓们的谈资。
新学和国子监的事，则放手给了宋濂和刘伯温。宋濂不愧为学问大家，他从朱肃所阐明的“夫子真意”出发，皓首穷经，洋洋洒洒的发表了多篇文章，将程朱之儒斥为“伪儒”，“偏安之儒”，认为实现华夏的伟大复兴，才是古之圣人言语的“最终真意”。
为此，老人家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积极编撰国子监教材，发展新学。同时，方孝孺作为报社主编，也带头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辩论文章。他才学出众，那些旧儒学的观点，总能一一被他驳斥，然后在报纸上，将新旧学说的差距，以文章的形式呈现在全应天的读书人面前。
在年轻的读书人群体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借助报纸这个载体，新学门徒在应天以雨后春笋之态势不断出现，这些人自称“真儒”，效仿朱肃在“栖霞文会”上的穿着，身着素衫，腰跨长剑，在衣着上就与“程朱之儒”泾渭分明，他们讲究经世致用，反对夸夸其谈与奢靡之风，平日里与喜好清谈的旧儒们也是争锋相对。
“真儒”们多是年轻士子，又多推崇包括“骑射御”在内的“君子六艺”，平日或有冲突，旧儒生们看着“真儒”们人人都武德充沛的样子，往往还未开口，就先怂了三分。
看在其他人眼里，这就是“旧儒”毫无风骨欺软怕硬，“真儒”则勃发向上，有汉唐之风了。
可不是嘛，前宋推崇的就是这些“偏安之儒”的学问，前宋的做派，不就和这些欺软怕硬的“旧儒”一脉相承？
我华夏儒生，是要再现弱宋，还是该直追汉唐，成先代未竟之志，但凡心有丘壑之士，都该有所抉择了。
“真儒”群体越发壮大，“旧儒”则越发势微。二者若是狭路相逢，那些穿着华贵、却手无缚鸡之力的旧儒，往往惶然如丧家之犬，毫无风骨可言。百姓们看在眼里，也渐渐开始唾弃起这些只知道耍弄嘴皮子的程朱之儒来。
连带着，国子监的人数也开始日渐充盈。对此刘伯温、宋濂表示十分欣慰。
等这些有汉唐之风的儒生长成，充斥朝堂之后，定能给大明带来一股全新的勃然之气。
而朱肃，则一门心思的，和朱棡、沐英、徐允恭一起，扎进了突破科技壁垒的努力之中。借着老朱内库的钱财和马皇后的支持，朱棡一口气增设了十余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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