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崇祯朝廷积贫，无力赈灾，才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为朝廷积弱，才无法应付两场战争，最后被满人断了国祚。
所以工商业要发展，国力也要随之提升，这是沈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关于具体的方针，沈默从不敢拍脑袋就定下来，他经过长期对各行业的调研，摸清其现状后，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经过试点之后，才在各省各行业推行。
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民进官退’，既然官营产业已经名存实亡，就不必尸位素餐，占据社会资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将江南织造局的织造任务，由‘官局自织’转化为‘官局领织’，也就是官局将自身的任务分包给私营工场，并将本钱银先行拨给，见有利可图，大户自然乐于承揽。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缩减成本的前提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满足，可谓多方受益。
这种使官府脱离生产，只负责分包监督的作法，实际上是将官府排除在生产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将官局和私营放在了平等地位……一开始时，织造局的太监挟朝廷之威权，不免减削银两，中饱私囊，大户见无利，便动以料价不敷为词，要求加钱，否则便不开工。这时候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内监们只能乖乖给钱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这个法子确实可以使各方都满意，沈默便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将各自官营织场盘出，一应所需改为领织，合理议价，不得压榨织户。’他大约算过，仅此一项，如果在东南推行开来，便可为宫中每年减少六十万两的支出，虽然放在东南不多，可对史上最寒碜的大明皇室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了。
当然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民营纺织业，不仅接手了原本属于官营的大量订单，还没了官府为保护官营而故意捣乱，生意自然愈发蓬勃。不过沈默也不是完全放任私营，他命令所有的织机必须在织造局登记才能生产，以便官府掌握民间的织造数量，为课税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必须交，谁也没脸说不。当然他没有强力推行此事，而是准备先看看情况，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所以此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相反大家捧他的场，许多都如数交齐了。
其余行业也将基本效仿这种官方买办、委托生产的方式，但具体各有不同，不再一一赘述。就连比较特殊的矿山，官府也同样不再直接生产，而是采取特许经营，保护获得特许者排他经营的权利，作为回报，经营者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并如数交纳税银。这在福建试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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