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痛苦而漫长的，但收获也弥足珍贵——他对这个变革中的社会，终于有了些深刻的、理姓的认识，这让他可以站在一个当世无人可及的高度上，来看待一些实际的问题了。
比如说这个货币改革，张居正的看法已经超凡脱俗了，但仍然受到了自身的官职、知识、眼界等方面的限制，并不是符合大势所趋的，甚至会阻碍历史的发展。
沈默的看法是，站在政斧的角度，这项改革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对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加等等很多好处。但站在国家和历史的角度，这项改革其实是没有必要，或者说多此一举的。
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判断：
首先，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有意义的？必然是针对社会自身无法调节的问题，所必须进行的改革才行。那么宝钞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吗？从其本身，以及户部的角度来看，烂到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当然是这样的。
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呢？似乎却不是这样的。纵观中外历史，都是因为社会流通中，缺少足够硬通货币，才会出现纸币，作为补充品甚至代替品。
纸币为什么最早在中国出现？从唐代，到宋、元、金皆有各种形式的纸钞？不是中国人有先进的金融思想，而是中国向来不是金银铜等贵金属的产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代表价值的贵金属便严重匮乏，不得不用纸币来补充。
本朝立国后，更是长期面临贵金属极度匮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和交换需求的‘钱荒’，由此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情况不变，那么货币改革势在必行，沈默会不惜代价，帮他推行一套可靠的货币体系。
但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南美洲的开发，以及曰本银矿的大发现，世界的白银存量极大丰富，虽然这些白银都不归中国所有。但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处于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开始源源流入中国，这时国内产不产银，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作为本朝对外贸易的首倡者，以及市舶司的奠基人，沈默手中有最权威的数据，可以证明他的观点——仅嘉靖四十四年一年，通过正常贸易，由马六甲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一千四百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大明王朝三十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两倍。这还不算从曰本流入中国的，以及更多从美洲运抵香料群岛，再运进中国的白银。
而且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因为中国、曰本、欧洲三地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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