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但是张居正一个‘夺情’的字眼都没提，观其奏章大意，还是要求丁忧的。所以他自认为，舆论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这对君臣，演起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觉着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下面就该顺理成章的夺情了。
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把戏，怎能瞒得过人？于是官员们愤怒了，不安了。他们愤怒和不安的根源，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中旨！当年壬申政变时，正是六科喊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用封驳权打回了宫中的乱命。
现在六年过去了，宫中又开始连连绕过内阁下达中旨！而且是比六年前危害更大的乱命！六年前那次，只是关系到一个首辅的去留，这次，却是关系到王朝的统治根基！
本朝以孝治天下，不守制就是不孝，不孝子非忠臣，就是不忠不孝之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要求臣民做到一，自己就得先做到十，才能算是以身作则，垂范天下。现在做皇帝的，要不顾纲常强留，做臣子的，更是为了权位恋栈不去。如果这件事真成了，那天下人还有谁遵守孝道？连孝道都不遵守的人，又怎么会遵守臣道？那样人都会变成乱臣贼子，只要有点实力的，就想当皇帝，肯定要天下大乱的。
这就是士大夫的强悍逻辑！
位于灯市口大街的博伦楼，空间轩敞、装修典雅，而且价格在高档酒楼里也不算高，因此成为年轻官员聚会的首选。
这曰下朝以后，那些个早就约好了官员们，便在各自衙门换了便服，然后乘小轿往博伦楼汇集。这些人大都是万历后的进士，年纪也在三十岁左右，正好是商业繁荣、风气开化、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他们又亲历了东南倭乱，又经过收复河套这一壮我人心的伟大胜利，因此心中匡时济世的心念，和舍我其谁的气魄，是前辈的官员所不具有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批生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的年青人，虽然历经三朝，却只见到一个整天躲在宫里修道的老皇帝，一个整天躲在宫里采蜜的中皇帝，和一个整天躲在宫里读书的小皇帝。所以在他们心里，皇帝就该是躲在宫里享福，把天下交给大臣治理的样子。因此对于皇帝这次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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