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农业文化，游牧与商业文化。
钱穆比较分析了内含于这两种文明深层的不同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游牧与商业文化具有诸多根本性的共同特质。首先，这两种文化都需要向外依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流动，而商业民族同样在利润的追逐下不断迁徙。
这种不断流徙的生存空间，赋予此种文化鲜明的敌我意识，因而具有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和生存竞争，进一步赋予游牧商业文化的个体以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即“富工具感”，同时也由此生成了这一文化发达的经济理性。因此这种文化在后来往往在寻求富强的能力上更胜一筹。
我们不难看出，钱穆所说的游牧与商业文化正是他对西方文明源头的类型学剖析。紧接着，钱穆实际上通过分析该种文化的弊端，来分析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病症。首先，这种文化由于不足以自存，所以要不断向外扩张征服，然而空间是有限的，一旦到达扩张和征服的顶点，就必然面临着衰落和死亡；其次过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和工具观具有一种“反噬”功能，当人类不断征服自然，不断将外物作为自身的工具之时，“乃自陷于工具之依存。故先则人为主而器为奴，继则器为主则人为奴”，现代的机械生产和科技同时也在异化着作为主体的人类。
钱穆对中西文明的类型学划分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不难想到，身居“草原高寒地带”的苏联和位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的英美，正是当时世界上陆地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典型代表，在钱穆看来，基于海陆二分的这两种文明在本质上都是西方文明衍生出的两个分支，既共享着同样的文明优势，自然也都具有同样不可调和的根本弊病。钱穆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这一观点，即从文明传统而言，英美等自由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的苏联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既不能走向西方意义上的海权，也不应走向苏联意义上的陆权，而是要走出自己的文明道路。
因此中华农业文明不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补充和调和，而是一种从源头上就与之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在钱穆看来，由于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农业民族往往轻工具，不尚征服，社会组织散漫但人伦观念极重，轻财而质朴，安足而纯一。
这些特点恰恰站在了游牧与商业文明的对立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文明的天人关系上，农业民族强调天人交 合，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固守耕作，生于斯，老于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土地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价值意义，继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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