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的内陆环线。
从载于《尚书》的盘庚迁殷到晚清康有为、章太炎等名家的迁都策论，定都及围绕该问题的政治思考尽管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但却始终浮现于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演进的脉络之中。钱穆的首都论承继了传统对都城乃至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思考与理论总结，力图在古今中西之间创设出一种新的文明想象。
钱穆于1946年所希冀的中国远景，是一个依凭自身数千年文明传统和立国精神、充分吸收海陆文明之优长并卓然屹立于世界的大陆农国文明共同体。因而，钱穆在他的论著中多次使用了“大地”的意象，在他看来，中国这片“大地”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法权和正义”。
中国文明在起源上即具有独特性，中国文化产生在高寒苦瘠的辽阔大地之上，艰苦的生活条件塑造了中国人的进取精神，而辽阔的土地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展拓性。钱穆尤其指出，生长于大地上的文明能够不断接受新的刺激和发展，在新的环境中“凑集还归”。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汉唐故地已经没落千年，正可被视作一片新辟的疆土，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正是要将中国的政治中心放置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从小地面复归到大地面”。
超大规模性和农业文明传统不仅意味着当前中国国家战略的地域差异化和治理复杂性，同时也为中国文明的自我超越提供了潜在可能性。独特的文明传统和“海陆枢纽”的地理空间特征让中国并不必然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能够“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