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现代战争的军事威胁的判断。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国家……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
1942年至1945年前后，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都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营，共同对抗轴心国的军队，所以此时的钱穆很可能出于国际同盟的战略大局考虑，对本国战后将要面临的强敌不便直指其名。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钱穆在暗中将北方的苏联，认定为战后对本国的主要军事威胁。
钱穆借古喻今，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主要军事威胁基本都来自北方，“再以国防观点论之，中国历来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以往如是，最近的将来依然要如是”。钱穆认为，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外敌威胁依然会来自中国的北方，而中国的北方仅有一个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性的超级大国——苏联。
此外，钱穆的陆地意识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今虽科学日新，机械万变，大洋之舰艇，高空之飞机……然两军决胜之基点则仍在大陆”，“人类大战争仍将在大陆上展开。国家民族决生死的战争，必在大陆上演出”，再加上中国自古是一个依托大陆的自主性的农业国家，因此并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但是，一旦“中国北部大陆陷入敌手，则中国人将被赶入海里，宋、明如是，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蛮族之于罗马，形势亦复如是”。钱穆警醒我们，苏联将会给今后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基于以上对中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剖析，钱穆主要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其二是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通过基建来强化新中国的基础性（infrastructural）权力，同时在西北地区普及教育，构建中国的国族认同和“大群意识”。大概由于中国占据了心脏地带的一部分，钱穆对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则满怀期待和希望：“交通者，实人类历史影响于地形之一最要事项也。”此外钱穆引述孙中 山的话，指出“铁路建筑，则首及西北系统”，“此种铁路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
唯有改善西北内陆的交通系统，国家才能真正通过资源调配和军事部署实现对中国“心脏地带”的控制和发展，也唯有通过改善西北内陆交通，其中的矿产资源和森林农牧资源才能由此运往外部，实现经济合作与互补。无论是兴建铁路还是普及教育，在钱穆看来有效实施这些国家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将西安确定为新中国的国都。那么，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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