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先做一番功。
如今官家既然问到了，杨沅便飞快地想了想，组织了一下措辞，说道：
“官家要臣去哪里，都是对臣的器重，臣自当全力以赴，方才不负圣恩，自然没有挑三拣四的道理。
况且都察院主掌监察、弹劾及谏议。不仅可以督察、纠弹百官之政事背谬、骄肆欺上、贪酷不法。
还可以对朝廷的政事得失、民生利弊以时条上。
甚至于对同为法司衙门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也有权监督，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柄之重，无以复加。
官家把臣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么。”
赵瑗无奈地道：“我说了你今日进宫是来省亲的，你我之间的对答，也不必如君前奏对般慎重，你有什么想法，畅所欲言就是。”
杨沅干笑一声，暗暗组织着语言，便从“政事得失”入手，谈起了他对大宋冗官弊政的看法。
“政事得失”的讨论，固然也是都察院的职责之一，但现在赵瑗问的，显然是他去了都察院之后，打算重点做些什么。
所以这时直接谈起朝政弊政，明显是答不对题了。
可是奇怪的是，赵瑗不仅没有露出不悦的神色，反而轻轻颔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要谈到冗官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
很多人谈到某一种现象或某一种结局，就喜欢把他找到的唯一原因，当成造成这一后果的唯一原因。
其实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只是造成一种现象的诸多原因中，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
就说这大宋的“官、职、差遣”，它不是大宋的独创，也不是只有大宋才有。
它之前的汉唐，之后的明清，甚至现当代，这种现象依旧存在，只是宋表现的最为突出，由此产生的冗官现象也最为严重。
这里边有着太多的客观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极小的代价就改朝换代了。
当时周围国家林立，强敌环伺，他也不能用强硬手段解决内部问题，因此对于后周的遗老、功臣、故旧、地方藩镇，只能采取绥靖政策。
利用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他就可以保留这些人的官和职，不至于断了他们的后路，逼他们造反。
同时把关系到财、政、军队的实权拿过来，授予官品低、资历浅，但受他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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