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这在我们圣教军中引起了激起强烈的反应，弟兄们都要求给这些顽固不化的矿主一个教训，特别是那些飞扬跋扈的矿主，更是应该将他们的财产充公，让他们血债血还。”
于永志得眉宇间也夹杂着一丝激愤，看得出来他也是支持这种想法的，不过在太平圣国立国之初，圣教上层就曾经达成过一个共识，那就是暂时不过分触动那些贵族士绅的利益，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圣教的大政方针，不公开抵制圣教的政策推行，先行收缴那些原来与帝国官僚们勾结得比较紧的士族们的家财，同时尽力拉拢一部分持观望态度的贵族，对支持圣教的下层择尽量用精神手段安抚，辅之以一定的利益回报。
但这个政策在一开始出笼时就充满了争议，即使在圣教上层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再加之这个笼统的政策也在具体实施上有着相当大的模糊性，不同地方在对政策的理解上都有着许多各自不同的理解，在操作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基本上按照当初预定的方向运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北原诸府，许多原来支持圣教的教徒们不断要求更多的利益分配，要求清算那些原本骑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们，而河朔地区则更为严重，看到太平教在北原并没有采取过多的过激措施，而自己胆小丢弃家产跑路的人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则全部归公，河朔诸府的许多贵族在被太平军占领后都选择了留下来，除了极少数在当地民愤较大和与帝国上层关系密切的家族，其他大多选择了与占领军有保留的合作和观望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以求得既有利益的保存。
这也给太平军带来了极大困扰，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政策实施，那留下来这些贵族们个个貌似恭顺，但骨子里都知道他们绝大多数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新来的占领者，而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原有利益而不得不和太平军接触，这本来就是一群不稳定因素，而没有获得多少利益的太平军又难以满足那些要求变革和获取合法权益的下层劳苦大众的强烈呼声，甚至连自己本身的消耗供给也出现了问题，这种矛盾自然难以被太平军这些地方操作者所接受，矛盾的激化就必须需要一个解决办法，这在晋中尤为突出，所以才会有于永志的安原之行。于永志再是托大，他也不敢轻易擅作主张改变圣教一致确定的政策，他需要获得最高领袖的支持，所以他才会在第一时间向尤道方报告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听得于永志这般一说，薄近尘立时明白了对方的言外之意，毫无疑问，面前这个家伙是支持对那些矿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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