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达、学术的繁荣、儒学大师的聚集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形成。
二、书院本身所具备和创造的适合儒学发展的因素，包括丰富的藏书、云集的理学大师、成熟的办学体制以及自由的学术氛围和传统。
第一，藏书既是书院的内在功能之一，又是其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的物质条件。书院的藏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是官府赐书。这是封建朝廷彰显其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的重要手段。
著名书院大多都曾获得过朝廷赐书。如宋淳熙八年，朝廷赐白鹿洞书院御书石经和监本《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岳麓书院在咸平四年也得到朝廷以诸经释文义疏等相赐。
二是私人捐赠。这也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有的学者还捐赠个人新著，这些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三是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宋明时期经济比较繁荣，印刷业展迅速，这为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印书籍提供了物质基础。
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等是当时为学人们必备的教材，也是书院购置刊印的主要部分。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书院的藏书数量极为可观，如北宋时期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聚书千卷。
第二，儒学大师是书院的灵魂和支柱。书院的诞生自儒家学者开坛讲学、坐而论道始，书院的兴盛发达也始终与当世著名的理学、心学大师的参与息息相关。
全祖望在《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贴子》中说：“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朱子而盛；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说明了当世大儒对书院发展的重要性。
明以后，朝政极为腐败，勇于担当社会道义的、批判社会黑暗面的学者如顾宪成、高攀龙等据于东林书院，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庙堂亦有畏忌”，尽管后来书院遭到了禁毁，许多书院学者被迫害致死，但是它所传达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大任的儒家学者们，其是代表了儒学发展新高度的宋明性理之学的大师们保证了书院教育的学术水平，形成了书院特殊的人格和气象，是书院成为精神提升的殿堂而不是为官求学的工具和保障，也是以求义理、明明德为追求的儒学教育得以存延发扬的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