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亮得刺眼。公诉人呈上的证据一摞摞堆在桌上：他给下属发的“模糊处理”的短信截图，银行流水里那笔来自“匿名账户”的二十万，还有那个被他压下去的“新人警察毁证”调查报告——原来所谓的“自己人”，根本是杨明远编造的幌子，他却信了，还真敢在卷宗上签了字。
“被告人杨超文，利用职务之便包庇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篡改关键证据记录，造成恶劣影响……”法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像锤子敲在他心上。
最后陈述时，杨超文站起来，背都驼了半截。“我认罪。”他看着旁听席上空荡荡的座位——儿子没来，老伴说“没脸见人”——眼泪突然掉下来，“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里人……就差一年，我就能退休了啊……”
法槌落下时，他听见自己被判了十五年。
走出法庭的那一刻，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看不见头的路。他想起年轻时刚进单位，胸前别着“先进工作者”的徽章；想起孙子去年生日，奶声奶气地说“爷爷退休了教我钓鱼”；想起杨明远塞信封时那声谄媚的“堂叔”——原来一步踏错，这辈子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监狱的铁门“哐当”关上时，杨超文摸了摸口袋，里面还揣着那张数了无数遍的日历。只是现在，上面的红圈和数字，都成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