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M模型论文被接收的喜悦只持续了短短几周，就被新的挑战冲淡。我们雄心勃勃地将后续研究投往了领域内的顶刊《认知神经科学》，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打击。
“这不可能......”陈浩盯着屏幕上的邮件，脸色苍白。
我凑过去看，心顿时沉到谷底。邮件里是三位审稿人的意见，密密麻麻的批评像冰雹一样砸来：
审稿人1：“该研究样本量严重不足，统计效力存疑...”
审稿人2：“所谓的‘个性化模型’更像是过度拟合，缺乏理论创新...”
审稿人3：“方法描述不清，无法重复实验...”
最刺眼的是编辑的最终决定：拒稿。
实验室里死一般寂静。六个月的心血，无数个不眠之夜，换来的是一纸冰冷的拒绝。
“我们太自以为是了。”陈浩猛地合上笔记本电脑，“以为有了新模型就无所不能。”
那天下午，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里，反复阅读那些尖锐的批评。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特别是那个“缺乏理论创新”的评价——这直接否定了我们最引以为傲的部分。
弗洛伊德老师安静地出现在我身边，没有安慰，只是静静地陪伴。
“您当年......也会被这样否定吗？”我终于忍不住问。
“当然。”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的第一篇关于焦虑症的论文被拒绝了三次。审稿人说我的理论‘更像小说而非科学’。”
这个分享让我稍微好受了一些。
晚上，方舟来找我时，我还对着审稿意见发呆。他读完那些批评，沉思良久。
“知道吗？”他突然说，“在计算机领域，我们管这个叫‘压力测试’。你的模型能不能存活，就看它能不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可是他们说我们过度拟合......”
“那就证明给他们看不是。”方舟打开电脑，“我们可以用交叉验证的方法，还有......”
我们讨论到深夜，列出了所有批评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渐渐地，绝望被一种新的决心取代。
第二天，我和陈浩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对话。
“也许审稿人说得对，”我坦诚地说，“我们的样本确实不够大。”
陈浩叹了口气：“扩大样本意味着重新做实验，至少需要三个月。”
“那就花三个月。”我坚定地说，“我们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