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火车汽笛。
哐当，哐当。绿皮火车像头喘不过气的老牛，慢吞吞滑进站台，最后“嗤”地喷出一大团白气，热烘烘，带着浓重的煤灰和铁锈味，一下子把我眼前全糊住了。
我站在月台上，身上这套簇新的冬季作训服硬邦邦的，领子直戳脖子。衣服是昨天才领的，深绿色，有股子陌生的樟脑丸和棉布混合的味儿。背上压着鼓囊囊的迷彩背囊，手里还拎着个更沉的大包，里面是妈连夜煮的鸡蛋、烙的饼，还有双她硬塞进来的、足有三斤重的老棉鞋。
“柱子。”
爹蹲在月台边沿，手里攥着那杆没点的旱烟袋，手指头粗黑，反复摩挲着烟杆。他眼睛看着别处，声音干涩：“到了队伍上，听领导话。别惜力，力气是奴才，使了还来。”
我没吭声，只是把背上的包又往上耸了耸。
妈就站在爹旁边，眼圈通红，拿袖子使劲抹了下眼角。她走过来，伸手替我拽了拽其实已经拽得很平整的衣摆，又摸了摸我刚剃完、泛着青茬的短发。她的手很糙，刮得我头皮有点痒。
“吃饱，穿暖……”她声音哽住了，被又一阵火车喷汽的巨响盖过。她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说出什么，只是用力捏了捏我的胳膊。
我喉咙发紧，像堵了团棉花。使劲点了点头，短硬的头发茬蹭着她手心。我生得高大，骨架宽，常年在山里、地头干活，晒得一身黑皮，脸颊上两块被北风刮出来的红疙瘩还没褪。眉毛浓，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有点直愣愣的。这会儿，这双眼睛里满是惶惑，还有对前路空茫茫的、说不清的怕。可在这惶惑底下，又梗着点什么，硬硬的，像块石头，硌在那里。
月台上乱哄哄的。送行的人挤成一团，哭的，笑的，叮嘱的，抱着不撒手的。声音嗡嗡地混在一起，吵得人脑仁疼。和我一样穿着崭新作训服的新兵蛋子，像一筐刚倒出来的土豆，傻愣愣地杵在人堆里。有的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兴奋得不行；有的紧紧靠着自家人，眼圈跟我妈一样红；还有几个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凑在一块，手里拿着那种扁扁的、会亮的“手机”，嘀嘀咕咕说着我听不大明白的词儿。
“新兵！集合了！以车厢为单位，排队上车！动作麻利点！”
几个穿着笔挺军装、脸绷得紧紧的干部，挥着手臂，扯着嗓子喊。那声音嘶哑，却像锥子，能扎透这片嘈杂。
人群一下子更乱了。告别变得匆忙，哭声猛地拔高。我最后看了一眼爹妈——爹还蹲在那儿，背影像块沉默的石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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