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拉链。
钞票整齐地码放着，一沓一万，一共二十沓。
他抽出一沓，用手指捻了捻。
纸张摩擦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他想起报告上那个建筑工人的照片。
黑白证件照，脸膛黝黑，笑容憨厚。
死了。
因为用了不合格的接骨板，感染，死了。
而他，刘振华，用一支笔，几句话，把责任推给了“护理不当”和“患者自身”。
拿了二十万。
公平吗？
刘振华问自己。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冷。
这世界哪有什么公平。
建筑工人穷，没文化，死了也就死了。
他刘振华有脑子，有权，活该赚钱，活该往上爬。
至于那些死在手术台上的人……
那是他们的命。
命不好，怪谁？
刘振华把钞票装回包里，锁进办公室的保险柜。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康健”公司的产品问题越来越多，事故报告一份份送到他桌上。
他一份份地“处理”。
签字，盖章，修改结论。
钱也一笔笔地到账。
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
他升了科长，权力更大了。
能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也能决定……成千上万患者的生死。
他逐渐养成一个习惯：每次签完一份“处理意见”，都会去楼下的吸烟区，点一支烟。
看着烟雾在空气中升腾，消散。
像那些被他抹去的生命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