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兴煤矿现在主要开采的是夏桥系的第七层煤，平均厚度在1米8到2米2之间，算是中厚煤层，煤质以肥煤为主，发热量还是不错的。”
他指了指幽深的井筒，继续说道：
“这个主井啊，是民国时期打的基业，当初的设计深度是220米。
后来为了满足国家增产的要求，咱们接收后又进行了两次延深改造，现在的实际深度已经到了320米。”
他适时加重语气，带着诉苦意味：
“陈厅长，不瞒您说，到了这个深度，就算是碰到深部开采的坎儿了。
地压明显增大，巷道维护起来特别吃力，有些地方的煤质也开始变酥，顶板管理是头号难题。
再往下，成本和风险可就呈倍往上翻了，以矿上现有的家底儿，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目前的开采水平，主要就集中在负200米到负250米这一段。
再往下的区域，开拓进度慢，通风线路长，瓦斯涌出量也比浅部大，生产组织和安全压力都非常大………”
孙福山则沉默地站在角落，镜片后的目光难以捉摸。
陈朝阳听的认真，马保华语气平稳地介绍着井深、煤层厚度，这些具体的数据，激起的并非简单的鄙夷，而是一圈圈复杂、深沉的涟漪。
他脸上依旧保持着倾听的神色，但内心已然展开了一场冷静至极的评估。
“320米……”这个数字首先带来的是专业层面的凝重。
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技术条件有限的年代，开采如此深度的煤层意味着什么。
这几乎是顶着天花板在作业。
地压、瓦斯、高温、涌水……每向下延伸一米，风险和成本都是指数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