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滚的浆液，开口询问：“生旺同志，这加工剩下的红薯渣，怎么处理？”
李生旺脸上的兴奋淡了些，指了指棚子角落堆成小山、颜色暗沉的湿红薯渣：
“这东西，人不能吃，直接喂猪羊，牲口也不爱吃，吃了还容易胀气。
眼下只能先堆着，看看能不能沤肥，或者……实在不行，就只能扔掉了。”
陈朝阳蹲下身，抓起一把湿漉漉的红薯渣，在手里捻了捻，眉头微蹙。
扔掉这是巨大的浪费，也是制约这个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瓶颈。
“好，这流程清楚，分工也明确。”
陈朝阳点头，随即问道：“生旺同志，秀英同志，给我算算账。咱们社里今年收了多少红薯？出粉率多少？成本几何？卖了粉条，刨去成本，社员们能分多少？”
很快陈朝阳被请进了合作社的“办公室”一个土坯房，原村委的办公室。
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
会计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先生，拿出了一本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