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包括学生自己，都把考一个好大学当成唯一的目标。”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课业负担重，精神压力大，是普遍现象。”
他顿了顿，似乎有些无奈。
“我们也尝试过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学校不得随意占用学生周末补课，规定每天的作业量上限，提倡开展社团活动等等。”
“但说实话，效果……有限。”
“为什么？”
郑仪问。
“原因很复杂。”
沈立新翻开笔记本，似乎想找些数据支撑。
“最根本的，还是评价体系问题。”
“高考的指挥棒摆在那里，全社会对升学率的看重程度，短期内很难改变。”
“学校有升学率的压力，校长要拿这个成绩说话；
老师有教学成绩的压力，这跟职称、绩效挂钩；
家长更是望子成龙，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在这种层层压力传导下，学生成了承受的终端。”
“我们教育局出台的‘减负’规定，到了学校层面，很容易被打折扣，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比方说，不准周末补课，有的学校就改成‘集中自习’，或者找个外面的‘专家’来开‘讲座’。”
“规定作业不能太多，老师就布置‘弹性作业’、‘建议完成’，实际上学生不写就跟不上。”
“至于社团活动、图书馆建设这些‘软性’的东西，在升学压力面前，很容易被边缘化。”
沈立新的分析很到位，也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也是教育系统内部公认的难题。
听到沈立新的分析，郑仪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有说话。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短暂的沉默。
沈立新的分析，点出了问题的表象。
评价体系单一，升学压力层层传导，导致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都被绑在了高考这辆战车上。
这没错。
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能看到这一层，并承认改革的艰难，已经算是有清醒的认识了。
但郑仪知道，问题的根源，比沈立新说的，还要更深，更……让人感到无力。
“立新，你说的这些，都对。”
“但这些都是‘果’，不是‘因’。”
沈立新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郑仪。
“你说高考是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