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厦门回来后不久，诗雅告诉我，她通过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笔试。
“面试在下个月，”她在微信里说，发了个紧张的表情包，“如果过了，我就能真正开始接诊了。”
我问她要不要庆祝一下，她说不用。“等面试过了再说。现在庆祝，万一没过，会更失落。”
但我知道，她其实很看重这次机会。接下来的一个月，她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准备面试——看书、模拟咨询、听督导课。有时候晚上十一点多，我路过水果店，还能看见二楼她房间的灯亮着。
面试前一天晚上，她给我发消息：“紧张得睡不着。”
我回：“去天台看星星吧。我陪你。”
我们约在楼顶天台见面。那晚天气很好，能看见不少星星。诗雅穿着厚厚的家居服，抱着一杯热牛奶，坐在旧沙发上——那是之前租客留下的，一直没扔。
“你看，”她指着天空，“北斗七星。小时候爸爸教我的，说迷路的时候就找它。”
“你爸爸……”
“在我十岁时去世了，”诗雅轻声说，“车祸。从那以后，妈妈就变了。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压在我身上，要我优秀，要我成功，要我……完美。”
她喝了口牛奶，热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我生病后，她觉得丢脸。带我看神婆，算命，就是不承认我需要真正的治疗。她说‘我女儿怎么可能有病’，好像病是一种道德缺陷。”
我静静听着。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孤独。
“后来我明白了，”诗雅继续说，“她不是不爱我，是不知道怎么爱。她自己的创伤太多了——失去丈夫，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还要面对亲戚的闲言碎语。她把所有的焦虑都投射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她最能控制的部分。”
她顿了顿：“学心理咨询后，我学会了共情。共情她，也共情自己。我看到了她的脆弱，也看到了自己的坚强。我们都受了伤，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疗愈。”
风吹过来，她缩了缩脖子。我把外套脱下来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接过，披在肩上。
“明天面试，如果过了，”她说，“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家。和妈妈好好谈一次。不是争吵，不是控诉，是真正的对话。”
“你会说什么？”
诗雅想了想：“我会说：‘妈妈，我病了，需要治疗。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只是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在创伤中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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