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号晚上，我一个人在店里理货。
货架是我用木板钉的，刷了层白漆，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上面摆满了从温州拉回来的货：电子表堆成一排，红色数字显示屏在昏黄的灯泡下泛着暗光；塑料凉鞋挂在铁丝上，五颜六色像一串大号糖果；的确良衬衫叠得方方正正，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是发卡头绳、小镜子、木梳。
我用硬纸板裁了一块价格牌，毛笔蘸着墨汁写上”炜杰百货”四个字。字不算好看，但一笔一划写得用力。
这是我的名字。我的店。
我把父亲的笔记本放进柜台抽屉里。那上面记着他二十多年机械厂的经验，各种零件规格、工序流程、师傅电话。我不打算拿它当账本，只是带着。带着它，就像他在旁边看着。
夜里我睡在一张旧行军床上，花了十五块从一个收旧家具的老头手里收的。床上铺一条薄褥子，盖一件旧外套。我躺下去，床板吱呀一声。街上很静，偶尔有摩托车轰隆隆开过，排气管的回声在巷子里撞了几下才散。远处工厂的夜班汽笛响了，沉闷的两声，大概是换班时间。
我翻了个身，床板又吱呀一声。早上六点要开门，但我睁着眼躺了很久才睡着。
九月十五号。开业。
六点，我爬起来，用凉水抹了把脸。铁卷帘门哗啦一声推上去，晨光斜着照进来。街上还冷清，只有几个晨练的老头老太太，穿着白色对襟褂子，慢悠悠地从门口走过，往店里瞄一眼，又慢悠悠地走了。
七点，人渐渐多了。上班的、买早点的、送孩子的，脚步声杂沓起来。有人停在门口往里面张望，有个年轻姑娘探头进来，摸摸衬衫料子，又放下，走了。
八点半，第一个客人来了。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头发烫成小卷，穿着蓝布工装，应该是附近哪个厂的工人。她在头绳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挑了一条红色的。
“两毛。”我说。
她递给我两毛钱纸币。我找了零。她接过钱塞进裤兜，转身走了，没多看我一眼。
九点到十一点，陆续又来了几个人。一个穿工装的汉子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四块五，挑了半天颜色，最后选了双灰色的，说耐脏。一个扎辫子的姑娘买了一面小镜子，圆的，背面印着还珠格格的剧照，五毛钱，她拿在手里照了照，笑了。一个老头买了一把木梳，三毛，用手指在齿缝里试了试顺滑度。
中午时分，来了一波人。
是附近纺织厂的女工，十二点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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