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政策自然会受到质疑。而且质疑者并非没有理由。美国金融体系的损失就摆在那里，谁也无法回避。
“行长，”陆泽说，“你们争论的这个问题，我不敢说自己有资格回答。不过美国的情况，我倒是可以谈谈。”
“请讲。”
“我认为，美国这次出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金融创新太多。”
陆泽想了想。
“更主要的问题是，金融产品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市场和监管机构识别、评估风险的能力。”
“首先就是定价问题。那些结构化产品的信用评级由评级机构给出，但评级机构的收入又来自产品发行人，本身就有利益冲突。”
“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争论。”周行长说，“评级机构的收费模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对。而且还有模型的问题。很多模型都建立在历史数据上，其中一个重要假设，就是美国不同地区的房价不会同时大幅下跌。过去几十年的数据似乎支持这个假设，但二〇〇七年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所以大量结构化产品的信用风险被低估了。”周行长说。
“是。整个市场按照这些评级和估值，交易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等到基础假设出了问题，原来的价格也就无法维持。”
周行长点了点头。
“还有信息披露。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交易分散在各家机构之间，监管部门很难掌握全市场的风险敞口。”
“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陆泽说，“还有Level 3资产，估值主要依靠机构内部模型，参数也由机构自己确定。至于那些特殊目的实体，虽然很多没有并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银行实际上提供了信用支持。一旦出了问题，相关风险还是会回到银行身上。”
“这样一来，单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未必能判断它实际承担了多少风险。”周行长说。
“没错。危机发生以前，连很多交易对手都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机构究竟有多大风险。”
周行长放下茶杯。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更难解决。”
“您是说大型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
“对。一家机构如果规模太大，涉及的交易对手太多，政府就很难允许它直接破产。但如果每次都救助，又会产生道德风险。”
“贝尔斯登就是这样。”
陆泽说，“它获得救助以后，其他机构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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