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政府不会允许大型投行倒闭。这样一来，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时，就会把政府可能提供的支持考虑进去。收益归股东和管理层，出了重大损失，却可能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承担。”
“但不救也不行。”周行长苦笑，“真到了那个时候，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这一家机构。”
“是。所以退出机制必须提前建立。等到危机已经发生，再临时决定救还是不救，就非常被动了。”
周行长想了一会儿。
“美国还有一个问题，是监管部门太多，职责又有重叠。”
“这次AIG的问题就很典型。”陆泽说，“SEC负责证券市场，OCC负责国民银行，OTS负责储贷机构，保险业务则主要由各州监管。AIG集团因为旗下有储贷机构，集团层面的监管落在了OTS身上。”
“而OTS并不擅长监管这么复杂的金融集团。”
“对。AIG的金融产品部门承担了巨额信用衍生品风险，但负责集团监管的OTS，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监管资源。美国有那么多监管机构，最后却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充分掌握AIG的整体风险。”
周行长没有马上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问：“所以你认为，问题主要出在金融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速度不一致？”
“这是我的判断。”陆泽说，“产品越来越复杂，但相应的定价机制、信息披露、风险处置和监管能力没有及时跟上。”
“那么，按照你的看法，教训就不是停止金融创新。”
“至少不能简单得出这个结论。在具备相应的风险评估和处置能力之前，不应该让这些产品的规模扩张得太快。”